云南大学张超碎尸案透出高校管理哪些漏洞

张超等三名被告人出庭接受判决书。

听到法庭的死刑判决后，被告人张超突然崩溃了。

谢宏、陈光禄在判决书上签字

【审判记录】“我并不想杀他。”

张超：我只是想要穆哥答应还给我的钱，我并没有提出要杀他。拿到钱后，我说放他走，但当我从卫生间出来时，发现他已经死了。我认罪并遵守法律。请考虑一下，我的年轻、无知和社会极端行为让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与此同时，我的父母也已经年迈。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开始新的生活。

谢红：我恨我女朋友被强奸，所以我咬牙做了这件事。起初，我并不想杀他，只是想教训他一下。后来陈光禄说放他走对张超不利，想把他打晕。没想到用力太大把他打死了。 “我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认罪并遵守法律，请求法院从轻处罚。”

陈光禄：来丽江之前，如果我知道这是杀人的话，我就不会来了。我不缺钱。杀人事件是张超提到的。逼迫受害人说出密码后，我和张超就去取钱了。拿回钱后，谢宏和张超在卫生间里聊天。张超告诉我，他要杀了受害人穆鸿章，我和谢红就用绳子勒死了受害人。

笔者在高校任教24年，深知高校管理与社会管理大量漏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笔者还发出“社会倡议”，要求全社会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是谁拉低了高校的幸福指数？

三年前，云南大学发生了学生马加爵故意杀人案。近日，该校发生学生张超被抢劫、肢解事件。针对该案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云南省高院向云南大学发出《司法建议书》，认为“这种现象虽然有其客观性和社会性，但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也是不能解决的因素”。被忽视。” 。

就本案而言，云南大学在管理上存在严重失误，司法机关有权提出司法建议。作者根本不想为学校辩护。然而，笔者在高校任教24年，深知高校管理与社会管理大量漏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笔者也发出了一份“社会倡议”，要求全社会思考一个问题：是谁拉低了大学的幸福指数？

所谓幸福，就是我们能够自由地把握外部世界对我们自身价值和能力定位的善意和充分的反应。因此，幸福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它的实现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特定时空门槛，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心灵和感知，取决于我们得到或放弃什么。高校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高校自身，更取决于社会。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高校应该允许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是，当今高校重世俗化，独树一帜、开拓创新的地位和品格有高有低；重物质主义，万人景仰、终极幸福的精神家园一去不复返。在这样不幸福的环境下，一些依附于高校的师生逐渐丧失了责任、关怀、自由等崇高品质。

据介绍，建议发出后，云南大学迅速采纳了相关司法建议，并按照建议开展了一系列积极整改，如落实严格学生管理、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等多项措施。政治教育。

任何一所大学的墙上、纸上、网上和口头上都有很多控制系统。因此，云南大学对这一司法建议的回应高调但并不高尚：我们缺少的不是对学生的简单管理，而是那些让大学和师生身心愉悦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希望能够改变这种充满压力、焦虑、危险、愤怒的环境，提高高校的幸福指数，造就心灵健全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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